韩炳哲

在《精神政治学》中，韩炳哲以其一贯的冷静与锋利，剖析了一种正在浮现的新型权力。它不再依赖禁令与规训，而是学会了拥抱甚至利用自由。这是一种精明的权力，它不再强硬地说不，而是以 “你能” 的积极口吻，将我们诱入一个更高效的统治系统。韩炳哲指出，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及其权力技术已然过时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功绩社会。在这里，压迫不再来自清晰可辨的外部，而是被巧妙地内化。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功绩主体，既是鞭策自己的主人，又是疲于奔命的奴隶。我们以自我实现之名，对自己进行着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，而这场竞赛的最终受益者，并非筋疲力尽的个人，而是那不可见的资本自身。由此，韩炳哲诊断，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已然失效，因为它转变为一场与自我的内部战争。失败者不再归咎于体制，而是在 “你本可以更努力” 的暗示下，进行痛苦的自我归因。这种无阶级区分的剥削，使得一个在政治层面上能够共同行动的 “我们” 难以形成，革命的根基也因此被悄然瓦解。 这种权力的运作，被韩炳哲称为一种积极地狱。它一边制造倦怠与抑郁，一边贩卖 “治愈” 的良方。无论是正念冥想还是健身课程，其最终目的并非导向真正的解放，而是为了修复这部功绩机器，使其能更高效地运转。这便是 “治愈即杀害” 的残酷逻辑——它以积极之名，杀害了一个人身上所有脆弱、消极、不完美却真实的否定性。而在韩炳哲看来，这些否定性，恰是生命力的源泉。 数字世界，是这一权力的完美剧场。韩炳哲认为，在《1984》里面奥威尔式的老大哥已被一位 “友爱的老大哥” 所取代。它不再强制监控，而是以点赞、关注和个性化推荐，诱导我们自愿裸露。我们主动将生活数据化，置身于一个数字化的全景敞视监狱之中。我们用主动的分享，换取一种连接的幻觉，而这幻觉，恰恰填补了在社会原子化导致的真实共同体瓦解后留下的情感真空。 在此基础上，韩炳哲提出了精神政治学的核心论断：权力技术已从管理身体的生命政治，演进为直接干预精神的精神政治。它以大数据为手术刀，绕过意识的理性防线，在前反思的潜意识与情感层面进行操作。它在我意识到我的欲望之前，便已塑造了我的欲望。当行为可被预测，选择可被引导，自由意志便沦为一种精致的幻觉。人，最终被异化为可测量、可量化、可操纵的客观实体。 面对这幅几近天衣无缝的权力图景，韩炳哲并未给出一剂宏大的社会药方。在书的结尾，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古老的形象 —— 傻瓜。这并非指向智识的欠缺，而是指向一种生存姿态：选择离线、选择沉默、选择不参与这场无尽功绩竞赛的异教徒。这种抵抗，被他称为一种 “痴言痴语”。在我看来，这并非积极的对抗，而更像是一种清醒的、带有犬儒色彩的逃离。它是在别无选择时，一种微观的生存艺术。通过拒绝被量化、拒绝被沟通，在一个过度透明的世界里，为自我保留一片晦暗不明的内在空间。 或许，我们无法彻底成为韩炳哲笔下的傻瓜。但读懂《精神政治学》的意义，或许就在于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保留成为傻瓜的权利。在那些主动创造的、与世界短暂失联的瞬间，我们得以逃离数字世界的束缚，重新确认那无法被数据定义的、作为人的深度。不过，当凝视深渊的我们，选择短暂地闭上双眼时，这本身，又是一种怎样的凝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