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笔

有这样一种人。他们更早地洞悉了世界的运行法则，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圆熟，在人际的权力场域中穿梭。他们懂得包装，精于社交，将每一次互动都校准为对未来资源的投资。 我必须承认，我怀有羡慕。这种羡慕，源于一种深刻的自我对照。我在一个高度确定的世界里被塑造，其规则清晰，路径唯一，评价客观。这套做题的逻辑内化为我的本能——依赖实力，信奉公开竞争，坚信价值的评判最终应回归才学本身。它保护了我的真诚，也构建了我的理性。然而，当踏入规则之外的模糊地带，这套逻辑便显露出它的脆弱。我拙于谋篇布局，羞于将自我作为资源去主动经营。于是，我看到了他们。他们放下了我所珍视的羞耻心，在那些我犹豫不前的场合游刃有余。我羡慕这种执行力，这种直面欲望、全力奔赴目标的勇气。但羡慕的背面，是更深的警惕，我警惕那种高效对纯粹才学追求的侵蚀，警惕那种圆熟之下可能滋生的傲慢与虚伪。 这便是我矛盾的根基：一种被纯粹理性所塑造的自我，与一个由实践理性所主导的世界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。我所坚守的，与我所羡慕的，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脚本。 这并非简单的道德抉择，而是两种生存逻辑的根本对立。一方是交易逻辑。它将世界视为市场，将关系视为筹码，将自我视为待价而沽的项目。另一方是价值逻辑。它相信创造先于交换，相信关系的深度源于思想的共鸣，相信内在秩序本身即是成就。 福柯指出，权力并非仅仅是压迫，更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。它生产知识、话语，也生产主体。工具塑造主体，正如语言塑造思维。这里谈论的那种能力，那种极致的工具理性，正是一种权力技术。它并非中性的工具，而是一套规训体系。个体在习得并运用它的过程中，必然被其逻辑所渗透和改造。当个体开始用向上管理和资源置换的话语来构建自己的人际网络时，其不仅是在运用一种技术，更是在被这套技术所生产。真诚、谦逊这些品质，在这套体系中若非无用，便是有碍效率的成本。工具理性由此完成了对价值理性的腐蚀。 因此，选择便超越了策略层面，抵达了存在层面。选择交易，意味着选择一种更快的上升速度，代价是被权力技术所生产的自我。选择价值，则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更曲折、更漫长的路，试图在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中，为一种更本真的自我保留一片栖息地。 建造是缓慢的，但有时，选择的代价，是血肉本身。

在《精神政治学》中，韩炳哲以其一贯的冷静与锋利，剖析了一种正在浮现的新型权力。它不再依赖禁令与规训，而是学会了拥抱甚至利用自由。这是一种精明的权力，它不再强硬地说不，而是以 “你能” 的积极口吻，将我们诱入一个更高效的统治系统。韩炳哲指出，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及其权力技术已然过时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功绩社会。在这里，压迫不再来自清晰可辨的外部，而是被巧妙地内化。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功绩主体，既是鞭策自己的主人，又是疲于奔命的奴隶。我们以自我实现之名，对自己进行着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，而这场竞赛的最终受益者，并非筋疲力尽的个人，而是那不可见的资本自身。由此，韩炳哲诊断，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已然失效，因为它转变为一场与自我的内部战争。失败者不再归咎于体制，而是在 “你本可以更努力” 的暗示下，进行痛苦的自我归因。这种无阶级区分的剥削，使得一个在政治层面上能够共同行动的 “我们” 难以形成，革命的根基也因此被悄然瓦解。 这种权力的运作，被韩炳哲称为一种积极地狱。它一边制造倦怠与抑郁，一边贩卖 “治愈” 的良方。无论是正念冥想还是健身课程，其最终目的并非导向真正的解放，而是为了修复这部功绩机器，使其能更高效地运转。这便是 “治愈即杀害” 的残酷逻辑——它以积极之名，杀害了一个人身上所有脆弱、消极、不完美却真实的否定性。而在韩炳哲看来，这些否定性，恰是生命力的源泉。 数字世界，是这一权力的完美剧场。韩炳哲认为，在《1984》里面奥威尔式的老大哥已被一位 “友爱的老大哥” 所取代。它不再强制监控，而是以点赞、关注和个性化推荐，诱导我们自愿裸露。我们主动将生活数据化，置身于一个数字化的全景敞视监狱之中。我们用主动的分享，换取一种连接的幻觉，而这幻觉，恰恰填补了在社会原子化导致的真实共同体瓦解后留下的情感真空。 在此基础上，韩炳哲提出了精神政治学的核心论断：权力技术已从管理身体的生命政治，演进为直接干预精神的精神政治。它以大数据为手术刀，绕过意识的理性防线，在前反思的潜意识与情感层面进行操作。它在我意识到我的欲望之前，便已塑造了我的欲望。当行为可被预测，选择可被引导，自由意志便沦为一种精致的幻觉。人，最终被异化为可测量、可量化、可操纵的客观实体。 面对这幅几近天衣无缝的权力图景，韩炳哲并未给出一剂宏大的社会药方。在书的结尾，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古老的形象 —— 傻瓜。这并非指向智识的欠缺，而是指向一种生存姿态：选择离线、选择沉默、选择不参与这场无尽功绩竞赛的异教徒。这种抵抗，被他称为一种 “痴言痴语”。在我看来，这并非积极的对抗，而更像是一种清醒的、带有犬儒色彩的逃离。它是在别无选择时，一种微观的生存艺术。通过拒绝被量化、拒绝被沟通，在一个过度透明的世界里，为自我保留一片晦暗不明的内在空间。 或许，我们无法彻底成为韩炳哲笔下的傻瓜。但读懂《精神政治学》的意义，或许就在于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保留成为傻瓜的权利。在那些主动创造的、与世界短暂失联的瞬间，我们得以逃离数字世界的束缚，重新确认那无法被数据定义的、作为人的深度。不过，当凝视深渊的我们，选择短暂地闭上双眼时，这本身，又是一种怎样的凝视？

读完《1984》，一种混杂着眩晕与恶心的冰冷仍在我身体里回荡，那不是对情节暴力的恐惧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更彻骨的寒意 —— 源于目睹一个人的内在世界如何被系统地、平静地拆解，直至蒸发。它的恐怖是结构性的，在层层推进的情节中，让你最终相信那个被掏空后、只剩下热爱老大哥的温斯顿，是一种必然。 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目标，是废除客观现实。在仁爱部，温斯顿为二加二等于四而战。他捍卫的并非一道数学题，而是一个不证自明的、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外部世界。那是我们确认自身存在的基石，当这个基石被抽走，当真理的定义权被权力垄断，人就成了一座漂浮的孤岛，现实感随之瓦解。灵魂的真空，最终只能被权力所填充。那句他热爱老大哥，不是谎言，而是逻辑的终点。 比个体毁灭更令人无望的，是奥布兰所揭示的那个不朽的系统。党追求权力，本身就是目的。它构建了一种超越血缘和个体的结构性永生。敌人不是一个会衰老会死亡的暴君，而是一种自我延续的统治逻辑，一个不会疲倦、不会犯错、永远正确的思想体系。你反抗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幽灵般的、非生物性的政治克苏鲁。在这样的系统面前，任何个人的牺牲都显得微不足道，且注定是一场短暂的、必败的燃烧。 对大多数人，系统甚至无需动用暴力。它只用赋予一种无害的自由 —— 在彩票、酒精和廉价娱乐中沉浮的自由。思想自由被允许，只因思想早已不存在。这是一种比思想警察更高效的统治术，它让被统治者自我审查、自我阉割。群众的自由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、无害的 “自由”，一个他们甚至会为之感恩的牢笼。这是一种温水煮蛙式的悲哀，一种对人类心智最彻底的蔑视。 最后，温斯顿失败了。他如此坚定，却依然被碾碎。这恰恰是奥威尔最想告诉读者的，这本书不是对人性的悲观审判，而是一曲献给人性之脆弱的悲壮赞歌。正因为它会破碎，才显得珍贵。那个在阁楼上与茱莉亚相拥的瞬间，那份对客观真理的徒劳坚持，那段写在日记本上、注定要被焚毁的文字 —— 这些在绝对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的东西，恰恰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全部证明。它们的价值，不取决于结果，而在于其存在本身。 读懂《1984》，不是为了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英雄，而是为了明白我们应该用尽全力，去守护一个允许我们脆弱的世界。我们守护的，不是那个能在 101 房间里幸存的自己，而是那个永远不必走进 101 房间的可能。

在我那个不学无术的本科时期，网络分析统计方法，算是我少数真正用心学过、并引以为傲的知识了。 最近了解到 10 月 9 号一篇发表于 Nature Human Behaviour 的文章 Statistical evidence in psychological networks 系统性地质疑了这一领域中统计证据的可靠性，且其中一个关键的事实是文章作者主要来自于该领域的发源地 ——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。 在我看来，这篇文章不是一次外部挑战，而是一场来自核心的自我审视。这场审视的真正影响，或许不在于其技术细节 —— 例如对网络当中的 “边” 的解释应如何审慎 —— 而在于 “批判” 这一行为本身所释放的信号。 在学术出版的权力结构中，一个来自权威源头的警示，其内容会被简化，而其姿态会被放大。对于期刊编辑而言，他们的核心诉求之一是规避风险。因此他们无需深究投稿文章是否足够好的具体界限，而只需记住 “网络分析存在风险” 这一结论。这会触发一种系统性的风险规避，一种自上而下的 “层层加码” 。顶层温和的 “审慎” 建议，传递至执行层面，会自然演变为更严苛的准入门槛，这是权力与责任在传递过程中的必然耗散与变形。最初为了规避误差而预留的空间，最终会成为施加给底层执行者的额外负担。批判的成本，最终会转嫁给最末端的投稿者。因此，即便一篇研究完美规避了论文中提到的所有问题，其发表难度也可能系统性地增加。因为重要的不再是你是否犯了错，而是你所在的领域是否被贴上了 “高风险” 的标签。 对于手中尚有此类研究的人，无论研究做得有多漂亮，其结论是清晰的：在新的、更严苛的共识完全固化之前，尽快完成并投出。因为在规则改变的时刻，速度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变量。 于我而言，当初转向网络分析时，动机并不纯粹，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功利心和投机的懒惰。以为用现成的数据，换一种更时髦的分析方法，就能轻松辟出一条捷径。那段探索的日子，也确实算得上轻松和愉快。如今看来，这条曾被寄予 “厚望” 的小径，也正变得愈发狭窄。

来到深大已经是第七天了。这座校园，乃至其背后的深圳，正向我呈现一组鲜明的悖论。 深大拥有世界级的资源——触手可及的机遇、雄厚的资金支持、与城市无缝衔接的交通网络。然而，它又在最基本的体验层面暴露出粗糙的一面——远无法与我的本科所在大学天师大相比的食堂、与这片创新高地的声名极不匹配的校园网络、由于缺乏非机动车道规划而带来的危险道路出行体验。 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体验的断裂感，正是我对深大乃至深圳的第一道触感。 于我而言，对深大最初的感受可以总结为两个词语。 其一是烙印。深圳大学的视觉符号，以一种无孔不入的态势被铭刻在目力所及的每一处。它在宿舍床沿的护栏上，在食堂托盘的划痕间，在穿梭于校园间的荔园小巴车头，在横跨粤海沧海两校区天桥的玻璃护栏上——它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密度存在——这种近乎偏执的身份强调，远超我曾见过的任何一所大学。它不只是品牌，更是一种身份确认，似乎在时刻提醒每一个深大人：你属于这里，你正在被吸纳进一个庞大而年轻的共同体。 其二是流变。在这里，一切事物、观念和关系还未固定下来就陈旧了，新的事物、观念和关系在旧的还未站稳脚跟时就已经完成了迭代和更替，新的也在其诞生之时就昭示了其将快速完成灭亡和被替代的命运。在这里，经验的价值被削弱，唯有适应变化本身，才是唯一的生存法则。 这两种感受构成了此地精神内核的一体两面。烙印，是在这片没有历史包袱的土地上，人为植入的根与归属感，它试图在变幻莫测的浪潮中标定一个坚实的坐标。而流变，则是刻在这座城市的基因当中并驱动其不断向前的强大动力。 无论如何，深大，以及深圳，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如何在一面被赋予集体身份，一面又被卷入个体沉浮的浪潮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航向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探索，而此刻，我正站在洪流的入口。